收到第一封《译文》读者来信的时候，刚好是个云淡风轻的春日下午。
那天是休息天。出版社里静悄悄的，和煦的阳光洒落在旧式的庭院里———具体地说，是洒落在一棵紫藤、一棵葡萄、两棵广玉兰、两棵桂花树上———社里的办公楼是有年代的老房子，庭院里的这些不知是哪位前人载下的树一向很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情调。
就有一封信躺在信箱里。信很单薄，搁在那里有点可怜见的。拿起来一看，“《译文》编辑部收”，不错，是我们的信。就这么理直气壮地把信捡了回去，一边却在心里嘀咕：谁会写信呢？当时，还来不及想到《译文》上的读者调查表，第一辑刚刚发出没几天，一切都恍惚得不像是真的。信打开，当然是恍然大悟，但更重要的是，就在那一刻，突然感到了《译文》的切实存在。对《译文》的某种信心，就在这个明媚的午后，明明白白地被第一封读者来信确定了下来。
的确是这样的。在形成做《译文》的第一个念头时，没有人知道它最后会是什么样子的。在它刚刚印成书，油墨未干———甚至手指轻轻一摁就能把油墨抹去的时候，做编辑的还是不敢有一丝高兴：它究竟该是什么样子，才能让挑剔的读者动心呢？没有来自读者的消息，文字本身将是虚无的。
在《译文》的筹备过程中，想法是一变再变的。其中的不确定和犹疑，大半是出于对读者的一份认真心———在文字越来越有轻浮之嫌的今天，我们不愿意让它仅仅成为印刷品，我们希望它读起来要有意思，文字，是让人诗意地生活在别处的。与此同时，我们也不想《译文》变成某种佶屈聱牙的作品大集成，深刻不是这样来的。怎么形容好呢？我们似乎是在寻找一种感性而睿智的阅读，它关心中国以外的世界，它可以谈论古往今来，但它的眼光是绝对现代的。我们要有一种自己的腔调。
好在《译文》的编辑都很年轻，所以我们干脆诚心地问自己，我们又在阅读上有哪些期待？第一个肯定下来的是西洋的当代的小说，我们想读一些讲述大都市的故事，笔调现代，故事的情节又真正关乎我们自己的生活。在纽约、伦敦、巴黎，在畅销书排行榜上，差不多有一批这样的优秀小说，却很少被译介成中文，《译文》当然可以提倡这样的城市阅读。《心痛》是我们推荐给读者的第一部小说，作者鼎鼎有名，是电影《西雅图夜未眠》、《E－MAIL情缘》的导演诺拉·爱弗朗。《心痛》说了一个女人的离婚故事，她是个美食家，她以为她的菜谱可以锁住男人心。其实当然不能。所以，她就自己把这个故事讲了一遍，她幽默地、骄傲地讲述伤恸之情，反思爱情。她把自己的菜谱写在小说里，给读故事的人分享“爱情和土豆的关系”。我们，也想把这个故事与大家分享。
当然，我们也自说自话地把《译文》变成了“译”加“文”。文学、诗歌、音乐、电影、旅游、历史……但凡是生活里能够感动我们的，我们都想把它翻译、介绍给大家分享。我们期望通过《译文》，联结中外、你我。
从那个午后开始，第一封信自然而然地变成了很多封信。信里，我们遭遇了各种各样的读者。我们一次次地被读者打动，情绪飞扬。面对读者“从现在起，关注《译文》”这样的给予极度信任的话，我们也将努力地使《译文》像那个读者来信的春日下午，美好而明媚。（注：作者单位为《译文》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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